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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9日 08:43:50
1940汉奸末途:汪精卫左膀右臂被判死刑

1940汉奸末途:汪精卫左膀右臂被判死刑

2015年11月06日 三联生活周刊 吴丽玮 
     
  汪精卫死后,他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陈担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则掌握伪政权外交、金融、财政、军事和特务大权。抗战胜利后,陈公博作为汪伪政权的第二号汉奸,被判处死刑。

汪精卫

  高陶事件

  高宗武和陶希圣在1940年1月4日突然失踪了,汪伪集团当即猜测,大抵是逃去了香港。果然,5日清晨陶希圣提前写好的辞别信就送到了愚园路,6日他又从香港发来电报:“际此意志迥异之时,未得先生之许可,遽尔引离;但,至此时止,我等对于一党的机密,决不向外宣泄,尚祈放心。”

  “这不过仅仅是一种安慰而已。”汪精卫虽然生气,但正忙于与日方筹备青岛会谈,分身乏术。带着积郁的汪精卫还是如期赶赴青岛,纠集“华北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几个全国最大的汉奸政权,协调汪伪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各自的利益分配问题。

  孰料高、陶二人的家人通过杜月笙的帮助安全抵达香港之后,他们最终选择了公开汪日秘密协定。1940年1月22日,两人的联名信和汪精卫与日本准备秘密签署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发表,震惊全国。信中写道:“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直言汪日密约的丧权辱国,比日本与袁世凯所签的“二十一条”还要恶劣数倍,甚至也与1938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为诱胁国民党所提出的“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相去甚远。

  在日本人眼里,这是汪氏集团成立后所遭受到的最大危机,曾仲鸣遇刺,高、陶“变节”,此时汪精卫身边参与对日谈判的核心成员只剩下周佛海和梅思平,《朝日新闻》报道听到这个消息的汪精卫“仰胸号叹,为这一背德的污辱而哭泣”。在青岛负责主持会议的犬养健则在回忆录中写下汪氏集团第一时间的反应:午饭时,周佛海匆匆赶来,拿着《大公报》给在场的人看。“周佛海对大家说:‘我对不住你们。’因此大哭,矢野君便说:‘这不是真正的原文,不过他根据每日会议情形所写出的……周君,你只是哭,无非承认自己战败了。’”

  诱降汪精卫的日本负责人之一今井武夫也回忆说,“最伤心的是周佛海”。整个1月份,周佛海一直在为高、陶二人而烦忧。4日得知二人失踪后,他在日记里写下“感触万端”四字,因为1月1日,周佛海才与高宗武推心置腹地详谈一番。高宗武是汪精卫与日本谈判的穿针引线人,在汪伪集团的人事安排中却只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周佛海为了安抚他,温言相劝。8日他又因汪精卫为陶希圣开脱而生气:“陶某阴险成性,实无可恕也。”直到1月22日,汪日密约果被公布,周佛海终于大骂二人“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1月27日又与犬养健谈起了“高陶事件”之后的补救措施,并详细记录在日记里。

  两人走后,汪氏才从接近高妻的人那里探悉,自从高宗武夫妇离港赴沪后,高妻一方面受宋美龄派人引诱,另一方面又被军统分子威胁,心理早已承受不住。陶希圣受到的是来自汪伪特务总部“76号”的威胁。从1927年大革命时期起,陶希圣始终追随汪精卫,但在汪日密约最终签字之时,陶希圣称病拒签,“白纸写上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实现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野心,是“断不可能的”,他的态度也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起疑忌。最终高宗武通过在香港的杜月笙向蒋介石投诚,和陶希圣一起由杜月笙安排逃离了上海。

  “高陶事件”之后,汪氏集团自然要有所回驳。除去青岛开会的人,留在上海的只有陈璧君、丁默邨和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陈璧君马上要求陈春圃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的名义发表谈话辟谣,陈春圃对此颇感迟疑:“只有曾仲鸣生前用过这个名义,我怎好自封秘书长?但陈璧君却坚持己见,说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

  匆忙之中,陈春圃发表谈话狡辩:“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断记录,对于我方同志数月以来之折冲争持,及日方最近让步所作成之和平方案基础,只字未曾道及,显为抹煞事实。其所以如此者,不出二途:一则故意取媚于渝方当局,一则最近交涉结果,未为高、陶所全知,二者必居其一。就本人所知,最近数度之折冲,高、陶已未参与,因此最近之文件高、陶即使蓄意摄存,已为事实所不许。总之,吾人与日方所商订之和平条件,断不损害我国之生存与自由独立,且信必能因此而奠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以谋两国之共存共荣。”

  从重光堂协议到“卖身契”密约

  1940年1月6日,高宗武和陶希圣从香港联名致电汪精卫夫妇,阐明反对成立伪政府的几点原因,其中包括:“密约条件如此苛刻,新政府没有独立自由之前途,即有前途,亦荆棘遍布,何不自动放弃组织政府,单纯做和平运动,等待两国更进一步的觉悟及国际时局更明显的变化。”

  但此时的汪精卫丝毫没有因高、陶的言行而有所动摇。

  今井武夫回忆说,日本方面早已经决定了草案,“但是由于权益思想在作怪,政府各省乘机另行追加上去的条款是不少的。我敢大胆地说,这个草案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

  高、陶二人在《大公报》上公布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虽不是汪日双方最终签署的版本,但与最终内容相比并没有本质变化。在这份条约中,曾经令汪精卫下定决心出走重庆的“重光堂协议”已不见踪影,汪伪的权力范围也被限制在苏、沪、皖、湘、鄂、粤、闽等省的部分地区,和南京、汉口、上海、厦门等几个特别市而已。除了要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与“华北临时政府”之间依然会保持密切的联系,曾经承诺过的日本在两年内撤军,也变成了为了防共,“日本将所要之军队驻屯于华北及蒙疆之要地”的永久驻军。按照陶希圣的说法,这份条约“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即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的军事基地”。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志毓这样判断:“即便汪精卫已经意识到会做日本的傀儡,可除了签订条约,他无路可走。”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秘密离开重庆,来到云南军阀龙云控制下的昆明,19日又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脱离了国民党中央,也脱离了自己在抗战中的国家。汪精卫终于下定决心离渝开展“和平运动”,序幕开始于这一年外交部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与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先后访日之行。


  近卫文麿在1938年1月中旬发表“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又发出了“如果国民政府屈服,放弃过去的抗日政策,可以加入新政权”的言论。为了探寻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董道宁和高宗武先后潜访日本,到东京与日本高官密谈,探得日本“期盼中国有一大政治家出马,并且这位大政治家就是汪精卫”的消息,这极大地鼓舞了汪氏集团。

  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主和派的主要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西义显等人,在上海重光堂进行秘密会谈,约定,在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出让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所有在华经济特权的前提下,日本将停止侵略并“尽快”撤军。同时还约定了汪精卫的逃跑路线和今后的合作步骤:汪精卫逃出重庆,到达昆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日本政府在获知消息之后,即公布调整中日关系的根本方针。然后汪精卫转至香港,发表收拾残局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作为回应。同时,云南、四川的军队宣布独立。汪精卫召集国民党内亲汪派系,在云南、四川和广西、广东四省日军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

  最终汪精卫逃往了河内,并在12月29日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发出了著名的“艳电”,这是汪精卫“和平运动”最重要的文件,完全代表了他本人的意见。

  按照约定,近卫文麿在汪精卫逃走后的12月22日发表了“调整中华国交之根本方针”,即“近卫三原则”。汪精卫在“艳电”中阐明了他对“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这三原则的理解和设想,幻想着日本对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至此,汪精卫与重庆中央公开决裂,但他意志坚决并且充满自信,他将“艳电”交给《南华日报》的林柏生发表时,曾对林说:“请勿改一字。至要,至要。”

  可是汪精卫的离开,并没有如他预想中那样,只要振臂一呼,国内“主和派”就会应者云集,团结在他周围。在汪滞留河内期间,无论早期的改组派、汪派,还是汪的政敌,或党内其他“主和派”及许多重要要人,都纷纷致电汪精卫,劝其回心转意。更没有料到的是,与汪精卫早有渊源关系的第四战区(广东、广西)司令官张发奎、云南军阀龙云,以及陈济棠、何键等,原以为会与蒋脱离关系,加入他的阵营,之后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各军也都会回应,但他脱离重庆之后,这些将领全都按兵不动。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区之外组建一个与蒋对抗的政府,并拥有独立的军队的幻想破灭了。

  “汪精卫走之前,国民党内很多人都是推动对日议和的,比如孔祥熙父子,求和的主张也很强烈。”李志毓说,“但大多数人都非常稳健,在国内怎么发表意见都没关系,但脱离重庆性质就变了。汪精卫仅仅依靠重光堂协议和近卫三原则中语焉不详、可以任意解释和变更的承诺就决定出走,说明了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后,国民党中央开除了汪的党籍,国内随之掀起讨伐“汉奸”浪潮,这使汪精卫陷入空前的孤独和困境之中。当时,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都在香港活动,在河内的只有汪夫妇、曾仲鸣和两三个秘书,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1939年3月21日的河内枪击案,军统派刺客进河内,于深夜行刺汪精卫,结果却将其亲信曾仲鸣射杀身亡。随即,震惊不已的汪精卫便迅速加快了投靠日本的步伐,10天后,他在《南华日报》发表《举一个例》,质问中央,为什么重庆可以议和,而他不能议和,其中说:“曾先生之死,为国事而死,为对于国事的主张而死。他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经应该更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

  枪击案后,重庆一边加紧了对汪的追踪与制裁,一边对越南、香港地区当局及法殖民部和英大使进行工作,设法促成越南、香港地区当局“坚决拒绝”对汪提供保护,或劝其离境,同时,日本人也在利用枪击案对汪造成的刺激,促汪赴日本和谈。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终于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来到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一步步走向了汉奸的深渊。

  汪来到上海之后,“和平运动”渐趋明朗化为陈璧君、周佛海为代表的一派所主张的成立新的政府。但汪精卫无法发动龙云或张发奎的部队,因此,在西南地区、日本占领区之外建立新政权,形成与重庆抗战政府相对立的政府已不可实现。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突然又改变方针,进而在日本军占领区内的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就堕落成为所谓傀儡政权,与以前的临时、维新两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了。”

  图谋在南京组织新政府的汪精卫,已经在日本人眼中大大贬值。正如高宗武与杜月笙所谈:“和平二字,必先平,而后能和,欲求其平,须有武力作为后盾。”因此,若要言和,“只有委座可以提出”。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喜多诚一就曾表示,他对汪精卫的活动并不赞成,仍希望与重庆方面联络。正如犬养健所说,在日本陆军的头脑中本来就有一种成见,认为汪是日本为掩盖近卫“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失言而被提出作“代理人”的,因此,“和平条约的交涉委员,在谈判中丝毫不想给汪精卫以最佳条件。他们认为,这一道好菜,是蒋介石本人出场时的‘供品’,若给汪,有些可惜”。

  1939年6月,汪精卫造访日本,与内阁五相分别进行会谈,拉开了双方持续半年的秘密组府谈判过程,日本方面强硬而苛刻的态度逐渐暴露。日本陆军与海军为各自利益相互掣肘,又对汪政府的软弱无力深表不信任,于是汪日双方在驻兵与撤兵、铁路、通货等问题上始终僵持不下,李志毓说:“与‘艳电’相比,近卫声明的内容已经与之相差很多,即便是这样,日本军部仍认为他们对此没有履行的义务。”

  负责对汪精卫谈判的很多日本人士都对日本政府的态度深感不安。西义显曾说道:“平沼政府的真实意图,根本不是超越近卫声明,而是从近卫声明后退,虽然表面上依照声明,但随着问题的具体化,就想用旧有对华权益思想无多大差别的消极解释,强加给汪精卫,如果这也为汪所接受,这只能说汪的宽宏大量。”影佐祯昭等人也都认为,兴亚院向汪精卫提出了过于苛刻的条件,其中“恬不知耻、蛮横无理”之处甚多,“完全强化了占领政策”。如果实行了这个提案,华北将从中国独立出来,海南岛也变成了日本海军的地盘。“恐怕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甚的傀儡政权了。”

  但最终在半年的僵持之后,汪精卫还是达成了与日本的谈判协议。对于汪的选择,陶希圣将之解释为汪偏执而决绝的性格,他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李志毓对此评价说:“汪精卫在政治行动中常带有高度的偏执与自信,相信自己能够挽救时局。当所谓‘和运’进行到讨论中日基本条约草约的阶段时,有一次陈公博见到影佐祯昭,对他说:‘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答复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陈公博立刻把此话报告给汪精卫,望其慎重考虑,汪却愤然说道:‘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他在诗中说‘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旋转’,充满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但这也使他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不能清醒地判断现实。”

  青岛会谈与其他汉奸政权

  高宗武和陶希圣正是瞅准了汪精卫忙于准备青岛会谈时偷偷潜逃的。根据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决定,汪伪的“中央政府”要与已经成立的南京、北平两伪政权建立“适当的协作”。汪日密约签订之后,1940年1月21日,负责汪精卫事务的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选择了处于中立地位的青岛,举行汪与南京、北平两伪政权的三方会谈。

  与此期间发生的棘手的“高陶事件”相比,青岛会谈的进展显得相当顺利。汪伪政府成立后,梁鸿志任“行政院长”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将解散,原维新政府的大小头目都将在汪伪新政权中量才录用;王克敏任“行政委员长”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得以保存其在华北自成一体的既成事实,按照日本对华北地区“国防上与经济上为强度结合地带特殊性”的规定,只是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仍然保留住了汪伪无法渗入的一方小天地。赶来趁火打劫的还有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任主席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派来了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作为代表参会,获得了汪氏对其享有“高防共自治权”的认可,也意味着他承认了日本对“蒙疆”地区的占领。

  青岛会谈的顺利进行令周佛海颇为得意,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次会议姑不论将来有无变化,结果实可谓完满也。此皆事前筹备周到之效。吾辈运动又告一段落矣。”这种欣慰未免自欺欺人,实际上,青岛会谈本就属形式,自汪日密约签订后,众伪合流的基础就已经由日本人确定完成,各汉奸政权已分赃明确,自然也不敢闹事。

  1939年9月,汪精卫已与梁鸿志、王克敏在南京举行过一次会谈,那时的气氛还是很不愉快的。三方在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名额分配、汪伪政权成立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地位、“维新政府”取消后人员的安排问题上争吵不休,最后在日本方面的干预下才勉强取得一些协议。

  伪政权之间的利益协调,还是要以背后“主子”的意志来行事。陶希圣后来回忆说,南京会谈时,王克敏听到汪精卫说明统一组府的来意,就坦白说道:“我们三个人商量没有用。这件事要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王克敏说的“他们”,就是汪精卫背后的影佐机关、梁鸿志背后的原田机关和他自己背后的喜多机关,三方争论无果,当天下午径由影佐、原田和喜多三方会商。陶希圣说:“这么一来,使我们更加看透了傀儡之所以为傀儡者的鲜明事实。我和佛海、思平在夜间寄宿于这幢房子后门对过的房子里。我们谈话之间,说到一个譬喻,就是四个人打麻将,每一人的背后有一参谋。打到两圈之后,四个参谋都伸出手来,直接打了起来。那座位上的四个角色反而束手。”

  与汪伪集团相比,王克敏和梁鸿志都已是日本在华扶植的老牌汉奸,“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也是日本仿照伪满洲国炮制的另一个傀儡政权。

  德王原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郡王,倚仗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在“卢沟桥事变”后企图策动蒙古独立建国,但并不被日本允许,一直将其当作傀儡政权看待。关东军另在察南、晋北两地区各建立了一个地方傀儡政权,后来在与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利益争夺下,关东军决定将察南、晋北与德王的政权拧在了一起,稳固自己手中的势力范围,将其改组为“蒙疆联合委员会”。

  平津沦陷后,华北方面军积极筹建华北伪政权,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原本想请吴佩孚出山,但吴与日军始终巧妙周旋,最后日军选中了曾在段祺瑞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的王克敏。1937年12月,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企图将蒙疆各部直接隶属于其政府之下,双方因此矛盾激烈。

  双方关系紧张之时,1938年在华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等汉奸在日本华中方面军的扶植下粉墨登场,管辖苏、浙、皖三省和日占区的宁、沪两个特别市,形成了与“华北临时政府”相对峙的另一大汉奸政权。

  即便在旁人观察已是受尽摆布,但汪精卫仍然相信青岛会谈达成的协议将有助于汪氏集团免受日本的控制。“当时汉奸殷同给汪精卫写的谏言信里,对汪政权的政治诉求有详细的阐述。他说,目前日本治华的趋势在削减中央集权、加强地方分权,‘将来恐即以此诸政权组成所谓联邦政府’,而南京伪政府建立过程,实现了对中国各地伪政府组织的统一,是对日本在中国推行分裂和殖民化政策的一种抵抗。”李志毓说,“与梁鸿志、王克敏单纯的傀儡组织不同的是,汪政府更有伪军,有伪党,又有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意识形态,比之前的傀儡组织更有号召力和社会影响。但是,从伪政权成立那天起,他就处在日本的严厉控制之中,且不得不受到来自日本和重庆的两面夹攻,并需时时应对政权内部的分裂势力,所以各部日军所占领地区的分立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汪伪政权的开场与落幕

  尽管已经解决了与其他汉奸政权的利益分配问题,但汪精卫准备建立“和平政府”的时间却被日本一拖再拖。影佐祯昭向汪精卫和周佛海直言,日本军部对重庆国民政府还在探询直接和平的可能性,希望他们谅解。

  日本人在看清汪的软弱并把他当成傀儡来对待的同时,从1939年秋季就加紧了对重庆的联络和直接媾和。这一时期的诱降工作被称为“桐工作”,日本与重庆政府的联络人是自称为宋子文次弟的宋子良。参与“桐工作”的今井武夫回忆说,通过“宋子良”的信息传递,双方于1940年3月7日开始在香港举行会议,重庆方面派出了“宋子良”和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和前驻德大使馆参事、现任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宋美龄此时也到达香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

  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在伪满洲国的地位、日本驻军和处理汪精卫的问题上。对于伪满洲国,重庆政府主张两国共同作为它的保护国,而不能直接承认它的合法地位。今井武夫回忆说:“对方说出一个有趣的比喻,特别使人难忘。据说:满洲国的独立,在中国看来,好像一个不贞之妻投奔到奸夫那里去。从而,逼迫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等于逼迫本夫正式承认奸夫和她两人结婚。”

  日本对于重庆政府不愿承认满洲国颇感意外,也绝不对此让步。此时,汪精卫已发出电讯,决定于3月26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日军为了等待重庆方面的最后答复,决定延期四天,将伪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延期至3月30日。3月24日,等待已久的重庆答复终于来了,“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对立,不易决定,希望延期到4月15日再做确定答复”。另外,宋子良的身份真伪也颇令日本人怀疑。今井武夫说,在香港会谈时,他们秘密地从门锁的洞眼中拍摄了宋子良在会谈时的照片,随后拿给陈公博和周佛海看,“周说虽然相像,但更像宋的弟弟子安,陈说不像”。此人的身份后来又被严重怀疑是戴笠手下的一名香港特务,在1945年被证实是军统特务曾广。

  于是,日本决定不再等待。“在3月30日早春微寒的阳光之下,以远近像潮水一样的街上的嘈杂声作为伴奏,举行了国民政府的还都仪式。”

  曾参与汪伪政权的记者金雄白后来在他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记录下当天“还都”的凄凉景象:“每个人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唯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开始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地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汪氏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而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似乎并没有使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就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汪伪政府成立之后,日本迟迟不宣布承认,只为对仍在进行中的重庆诱降活动留有余地。在“桐工作”几近宣告失败后,汪日两方才在1940年7月5日开始关于“国交”调整的条约谈判,以此来宣告日本对汪精卫政府的承认。在这次谈判中,日本的态度更为强硬,交涉的条件也更加严苛,前首相阿部信行提出了要汪精卫遵守的三条原则:以近卫声明为基础,以1939年底签订的汪日密约为标准,因战争在继续,条约中应有与平时不同的特殊条款。直至9月下旬,日本才在不断修改后,与汪精卫签订了《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并直到11月底,“桐工作”正式宣告失败后,才宣布承认了汪伪政府。

  参加签字仪式的汪精卫,被描述过他复杂的心情:“他穿了一套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站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两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用力地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了,阿部已经缓缓地进来,立在汪氏旁边任翻译的周隆庠,低声向汪氏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氏像霍然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

  汪伪政府成立后筹建了伪军、改造了金融市场,并于江浙两省大部沦陷区和皖、粤、鄂三省部分沦陷县进行了“清乡运动”。“清乡运动”的目标是为了肃清沦陷区内的抗日武装,使汪伪政府的“政治力能推行及于乡村”,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但无论是办伪军校还是伪中央将校训练团、警官学校,抑或是曾在高潮时期将势力较为广泛地伸向基层的“清乡运动”,最终都无疾而终,收效甚微。

  曾经对“和平运动”和组府态度最积极的周佛海,也在日记中记录了汪伪政权的窘境和他“和平救国”理想的破灭过程。1940年5月26日,汪伪政权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佛海写道:赴汪处谈一小时,对前途颇感渺茫,“苟和平得达,虽亡命亦所不惜,但世变多端,恐和平终不可期,而吾辈又无立足之地,盖日本少壮派尚有主张征服中国,对余辈尚欲加害者,情形如此,令人不安”。到了1941年初,周佛海已深深感到“和平运动”的错误。“余深感过去在汉,在渝,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而于美国动向认识不清,因观察误谬,至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

  1944年,汪精卫走进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褚民谊在战后审判的“自白书”中曾说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汪先生……既为救民而来,而又不能有强过临时、维新两政府之表现,有时受日人迫胁,竟至闭门痛哭。”汪精卫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43年12月的一场手术,虽然取出了1935年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弹片,但诱发了一系列感染。在此后的两个月中,汪一直不能站立行走,精神至为焦虑。次年3月4日,他再次接受了手术,但自此一病不起,于11月10日客死东瀛。

  汪精卫死后,他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陈担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则掌握伪政权外交、金融、财政、军事和特务大权。抗战胜利后,陈公博作为汪伪政权的第二号汉奸,被判处死刑。周佛海在抗战末期已经暗自私通戴笠,向蒋介石投诚,尽管如此,抗战胜利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仍不得不审判周佛海,先判死刑,后被蒋介石特赦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病死在监房中。在关键时刻与汪氏集团分道扬镳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得以善终。“高陶事件”后,高宗武远遁美国,弃政从商,一直到1994年去世。陶希圣重回重庆阵营,任蒋介石侍从秘书,1988年在台湾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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