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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黄鹤楼的诗句作者是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发布时间:2023-12-30 14:33:48编辑:曲堂志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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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林书《登鹳鹊楼》

(注:本文中有些字与流行的版本不同,如“鹳鹊楼”非“鹳雀楼”,“更上一重楼”非“更上一层楼”,并非错字。另有专文考证。)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重楼。

但凡中国人,不会背这首诗的极少。古代的学童音韵发蒙,现在的孩子学习古诗,大都是从此诗开始的。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短短20字的小诗,也存在几处异文,尤其是作者存在很多说法,有作王之涣、王之奂、王文奂、王文奥、王之美、黄之美,有作朱斌、朱佐日、宋佐等,竟有9种之多。那么,此诗的作者到底是谁呢?

经过大量的检索,笔者共查到了收录或引用《登鹳鹊楼》的41种文献、49个古籍版本。其中,“王之涣”25处,“王之美”3处,“王文奂”3处,“王文奥”1处,“黄之美”1处,“朱斌”8处,“朱佐日”5处,“宋佐”1处,阙名1处。

《字源》:“涣所从声符‘奂’,今作‘奂’。”[1]“奂”是“涣”的本字,通用。“文”和“之”形近,“王文奂”“王文奥”中的“文”应为“之”之讹。同样是因为形近,“奂”讹为“美”,又讹为“奥”,这个脉胳也是清晰的。“王”讹为“黄”,应该是因为音近。所以,“王之美”“王文奂”“王文奥”“黄之美”都应该是“王之涣”。

一般认为,“朱斌”和“朱佐日”为同一人。“斌”是名,“佐日”是字。名为单,字为双,是古人起名的常例。而且“斌”与“佐日”的关联度很高。古人常拿“日”代指帝王,比如《尚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中的“日”即是指夏桀。“佐日”之义可能是“辅佐帝王”,而建功立业的前提是“文武双全”,亦即“斌”也。因此,“朱斌,字佐日”之说是可信的。至于唯一的“宋佐”,应该是形讹加脱字的结果——可能是把“朱”看成了“宋”,然后又脱了“日”字。

教科书上,《登鹳鹊楼》的作者一直是王之涣,也没注明另有他说。所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笔者从来没有怀疑过。但在经过全面考证之后,笔者认为“朱斌(佐日)”才是正解。

“朱斌”首见于《国秀集》,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国秀集》收有王之涣诗3首,包括那首著名的《凉州词》,而朱斌只有1首,即《登鹳鹊楼》。《国秀集》是“唐人选唐诗”,编者与作者都是同时代的人,分不清作者的可能性不大。《国秀集》序言称:“近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谓芮侯曰……芮侯即探书禹穴,求珠赤水。取太冲之清词,无嫌近溷,得兴公之佳句,宁止掷金……今略编次见在者,凡九十人,诗二百二十首,为之小集,成一家之言。”陈公陈希烈(?—758)是当时的左相,苏公苏源明(?—764)是当时的国子司业,受命于这样的大人物,苏公还是顶头上司,作为国子生的芮挺章(唐开元天宝年间人)自然不敢怠慢、也不敢马虎。由于眼力所限,加之人情干扰,所选诗歌未必能够代表当时的水平,但至少不会把作者搞错。再者,朱斌的知名度及影响力肯定不如王之涣,史上有误把无名之辈的佳作收入知名诗人集中的,却没有误把知名诗人的作品归入无名之辈名下的。至于《国秀集》四部丛刊明刻本中《登鹳鹊楼》作者只署朱斌,而四库本却注有“或刻王之涣”,显然是受到其他诸本的影响,所以加上了小注。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洪迈辑编的《万首唐人绝句》。这部文献的明嘉靖刻本中没有朱斌,王之涣名下有两首诗,即《登鹳鹊楼》和《送别》,《登鹳鹊楼》第二句为“黄河彻海流”。四库本与明嘉靖刻本完全一样。但赵宦光(1559—1625)等人校订的明万历刻本,王之涣名下只有《送别》,而《登鹳鹊楼》在朱斌的名下。《登鹳鹊楼》题下注曰“旧作王之涣,非”。朱斌的名字下面注有一个“补”字。诗文第二句则为“黄河入海流”。改换诗之作者,校勘中的大事,没有详加考证,不敢如此改动。

关于《登鹳鹊楼》作者为朱佐日的文献更多。范成大(1126—1193)《吴郡志》载:“朱佐日,郡人。两登制科,三为御史。子承庆,年十六登秀才科,代济其美。天后尝吟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问是谁作,李峤对曰‘御史朱佐日诗也’。赐采百疋,转侍御史。承庆尝为昭陵挽词,入高等,由是父子齐名。”[2]文后注《翰林盛事》。王象之(1163—1230)《舆地纪胜》和郑虎臣(1219—1276年)《吴都文萃》也载有这段文字(略有差异)。《翰林盛事》为唐人张著(生卒年不详)所撰,原书早佚。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著录称:“《翰林盛事》一卷。陈氏曰:唐张著撰。记唐朝儒臣美事,凡三十八人。”[3]《郡斋读书志》《宋史》等也有著录。

《大明一统志》之苏州府“人物”中有“朱佐日”词条:“苏州人,仕为御史,工于诗。武后尝吟诗曰‘白日依日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问是谁作,李峤对曰:‘御史朱佐日诗也’。”[4]另外,张景春(明人,生卒年不详)撰《吴中人物志》中也有“朱佐日”词条,文字与《吴郡志》所载几乎完全一样,但未注明出处[5]。王士禛(1634—1711)《池北偶谈》在全文引用《吴中人物志》关于朱佐日的内容后质疑道:“此诗诸集皆作王之涣,之涣开元间诗人,《纪事》《诗话》亦不载佐日名字,张说不知何据。”[6]他显然不知道,早在《国秀集》中《登鹳鹊楼》就不在王之涣的名下,而《吴郡志》等很多著作都转载了那一段“翰林盛事”。在王士禛编选的《唐人万首绝句选》和《唐贤三昧集》中,《登鹳鹊楼》的作者都是王之涣。不难想象,诸多把《登鹳鹊楼》归于王之涣名下的诗选,可能都是像王士禛一样源于“不知”。

《登鹳鹊楼》署名王之涣,最早见于宋初的《文苑英华》。该书之所以误收,可能也是因为“不知”。李昉等编纂者都没有看过200多年前就已面世的《国秀集》吗?很有可能。北宋元祐三年(1088),龙溪曾彦和在《国秀集》的跋中说:“此集,《唐书·艺文志》、洎本朝《崇文总目》皆阙而不录,殆三馆所无。浚仪刘景文,顷岁得之鬻古书者,元祐戊辰孟秋,从景文借本录之,因识于后。”官方权威的书目都没有著录,三馆里也没有,李昉等人没有看过,也在情理之中。

为什么史志和书目中都没有著录,世人也难以看到《国秀集》呢?这可能与“安史之乱”有关。上文提到,芮挺章是在秘书监陈希烈和国子司业苏源明的建议下编辑《国秀集》的,而陈希烈在安禄山攻陷长安后投降。唐肃宗平定叛乱后,陈希烈被赐死。像这样的“乱臣贼子”,所有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而《国秀集》的序言中就有“陈公”的名字。这样的书肯定是官方查抄的对象,至少在唐代不会有人再行刊刻。到了宋代,这本“禁书”即使解禁,也难以大行于世,因为该书的总体编选质量并不高。

司马光(1019—1086)在《温公诗话》中说:“唐之中叶,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者甚众。如河中府鹳雀楼,有王之美、畅诸(一云畅当)二诗。畅诗曰‘迥临飞鸟上,高谢世人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王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彻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二人者,皆当时贤士所不数,如后人擅诗名者,岂能及之哉!”[7]该文献的景宋本为“王之美”,明弘治本为“王之涣”[8]。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中引用并补充了这段话,“王之美、畅诸”变成了“李益、王文奂、畅诸” [9]。后来,阮阅(1085年进士)《诗话总龟》又引用了《温公诗话》的这段笔记,诗人的名字变成了“王文奥、李益、畅(阙)”。再后来,洪迈(1123—1202)《容斋随笔》引用时,诗人又变成了“王之奂、畅诸”[10]。陶宗仪(1329—1412)《说郛》收录的《温公诗话》,明末刻本为“王之美、畅诸”,四库本为“王之涣、畅诸”。这些也都是“王之美”“王文奂”“王文奥”“黄河彻海流”等异文的出处。和李昉等人一样,司马光应该也没有看过《国秀集》。请注意:上文提到的曾彦和偶然看到《国秀集》并在书后题跋是在北宋元祐三年(1088),这时候司马光已经去世两年了。而此后的很长时间,《国秀集》可能仍未受到关注。实际上,由于李白等大诗人未能入选,而编者芮挺章及序者楼颖均有诗作入集,《国秀集》一直备受诟病。明代以后,该集逐渐为世人所重,应该主要是因为流传下来的“唐人选唐诗”很少,因此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明刻本中经常提到《国秀集》,也都是从考证的角度。今天我们经常援引,同样是为了考据,毕竟它是现存最早的唐诗选集。

回过头来,再说《文苑英华》。这部由宋太宗钦命并组织当朝最豪华阵容集体编纂的大型类书多达千卷,但错误百出。该书在宋太宗雍熙三年(986)编纂完成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做过一次删繁补缺。南渡之后,宋孝宗又让专业校书人员进行修订。周必大告老辞官之后,又组织数人再一次校订后才刊行。之后,南宋彭淑夏(生卒年不详)写出了十卷的《文苑英华辨证》,清人劳格(1819—1864)又在《辨证》的基础上撰写了《辨证拾遗》,但错误仍然很多。

前文提到的司马光《温公诗话》举例列举了“王之美、畅诸”二人各一首咏鹳鹊楼的诗,这两首诗同时入选《文苑英华》并排在一起,同用一个诗题。然而,那首诗的作者竟然是“张当”。该诗的作者有作“畅诸”,有作“畅当”,但作“张当”,此为仅见。毫无疑问,这也是张冠李戴。想来,“张当”或为“畅当”之误,但“张”与“畅”字形大异,不知这个“张当”其来何自。

《文苑英华》把《登鹳鹊楼》归于王之涣同样令人疑惑。在已知早于《文苑英华》的文献中,只有《国秀集》载有《登鹳鹊楼》,也只有《国秀集》收入了王之涣的诗作。但《文苑英华》却没有依据《国秀集》,其编纂者可能也没有看过此集。那么,《文苑英华》的依据是什么呢?虽然来源不明,但一入《文苑英华》,就等于得到了权威的认定,因为该书是皇上钦命而由当朝最著名的十几位文学家集体编纂的,被称为宋代的四大部书之一。虽然时间证明,这部多达千卷的巨著编纂质量不高,但还是被广泛引用。宋代的《唐诗纪事》《万首唐人绝句》,包括《温公诗话》《梦溪笔谈》等采而信之,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后世众多诗选和诗论大都把《登鹳鹊楼》归于王之涣,《文苑英华》肯定是主要的源头。

大量史志类文献表明,《登鹳鹊楼》的作者是朱斌或朱佐日,比如《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名胜志》《吴郡志》《吴中人物志》等等。那么,说《登鹳鹊楼》的作者是王之涣,都有哪些类似的文献依据呢?

刘昫(887—946)《旧唐书》和欧阳修(1007—1072)《新唐书》都没有为王之涣立传,也没有收录王之涣的诗作。首次为王之涣立传的是辛文房(元人,生卒年不详)的《唐才子传》。“王之涣”词条引用了薛用弱(唐人,生卒年不详)《集异记》中“旗亭画壁”的故事及《凉州词》全诗,但没有提及《登鹳鹊楼》。《集异记》为志怪传奇小说集,本不足信,但《唐才子传》采信了。《文苑英华》《温公诗话》等严肃著作,《唐才子传》却没有引用。辛文房是认为《登鹳鹊楼》不值一提,还是不知道或不认为该诗属于王之涣呢?后一种可能性显然更大。

《大明一统志》和《大明一统名胜志》关于山西省及太原府的记载中都没有王之涣的名字。《大明一统志》“平阳府”“鹳鹊楼”条下引用了《登鹳鹊楼》,但也说是“朱佐日诗”。《大明一统名胜志》“鹳鹊楼”条下也引用了《登鹳鹊楼》,但署名竟然是“宋佐”。《山西通志》中倒是提到了“之奂”,但是出现在别人的词条中:“王纬,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咸,长安尉。与弟之贲、之奂皆有文……”[11]这段话出自《新唐书》第159卷。一笔带过,未说王之涣有何作品。

在明代的唐诗选集中,高棅(1350—1423)《唐诗品汇》、张之象(1496—1577)《唐诗类苑》、李攀龙(1514—1570)《唐诗选》、唐汝询(1624年前后在世)《唐诗解》把《登鹳鹊楼》归于王之涣的名下,胡震亨(1569—1645)《唐音统签》为“王之涣,一作朱斌,一作朱佐日”,臧懋循(1550—1620)《唐诗所》为“朱斌,一作王之涣”,曹学佺(1574—1646)《石仓历代诗选》为“朱斌”。

地方志“抢名人”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凡某个名人与某个地方沾一点边儿,那个地方的史志就会把他写进去,以彰显本地“人杰地灵”。所以,很多历史名人都会在很多地方的史志中一再出现。比如李白,因其在多个地方居住过,且游历甚广,所以很多地方的史志都会大书特书。而《吴郡志》《吴中人物志》《江南通志》等都把“朱佐日”列为词条,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之涣家乡的地方志却只字不提。这不也能说明问题吗?

靳能撰写的《王之涣墓志铭》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其铭之序曰:“尝或歌从军,吟《出塞》,皦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至夫雅颂发挥之作,诗骚兴喻之致,文在斯矣,代未知焉,惜乎!”[12]铭序全文500多字,涉及文学成就的仅此几句。跋文对王之涣的诗歌大加赞赏,并举了《出塞》(即《凉州词》)的例子,但没有提及《登鹳鹊楼》。不难看出,靳能也想多列王之涣的代表作品,但因“未知”,只能“惜乎”。试想:如果《登鹳鹊楼》的作者是王之涣,墓志作者靳能会不知道吗?

另外,署名混乱程度也有助于判断作者的归属。上文提到,《登鹳鹊楼》作者署名之多之乱非常罕见,除“朱斌”和“朱佐日”之外,仅归于“王之涣”“王之奂”一方的,竟然还出现了“王文奂”、“王之美”、“王之奥”、“王之奠”(见于《吟窗杂录》卷50)、“王之焕”(见于《成化山西志》)、“黄之涣”(见于《唐诗纪》)、 “黄之美”(见于明抄本《渔隐丛话后集》卷2)等名字。相比之下,王之涣《凉州词》的署名就统一多了。《凉州词》作者虽然也有“王之涣”“王之奂”“王涣之”之异,但“涣”同“奂”,而“涣之”显为“之涣”之误。《登鹳鹊楼》为何会出现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名字呢?因为编选者不知道或不认为它属于王之涣,不然,不至于出现那么多异名。

管世铭(1738—1798)《韫山堂文集》:“或谓:王之涣‘黄河远上’一篇之外何不多见?余应之曰:神来之作,即作者亦不能有再。”[13]为什么说王之涣的名作只有《凉州词》这一篇呢?因为《登鹳鹊楼》并不是王之涣的作品。

《登鹳鹊楼》非王之涣之作,而是属于朱斌或朱佐日。那么“二朱”到底是不是同一人呢?有人认为,《国秀集》明确地称朱斌为“处士”,《翰林盛事》却说朱佐日“两登制科,三为御史”,既然当过官,怎么会是“处士”呢?因此,应该是两个人。按照现在的概念,“处士”确实是指没有当过官的人,但“处士”的本义并非如此。《荀子》曰:“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也就是说,只要德行高就可称为“处士”,只是后来引申为不愿做官,再后来又引申为没有做过官。《史记·殷本纪》载:“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虽然“五反”,最终还是“从汤”,而且做了大官,但伊尹依然被称为“处士”。《唐代墓志汇编》中有一篇《大周故处士前兖州曲阜县令盖府君墓志铭并序》,其序曰:“(盖畅)起家进士。贞观廿二年,授麟台正字……永徽三年,制除太子校书。显庆四年,奉敕待诏弘文馆随仗入内供奉……龙朔元年,授雍州栎阳县尉……乾封二年,授雍州富平丞……咸亨四年,授兖州曲阜县令……天性澹泊,秉操清贞,虽在公衙,不异林薮,久居吏职,非其所好。秩满归家不仕,以文史自娱。”[14]虽然“久居吏职”,仍被称为“处士”。这也说明唐人对“处士”的理解重在“秉操”,而不是看有没有当过官。

最后提一下:在仇兆鳌《杜诗详注》的注释文字中,竟然说《登鹳鹊楼》是“岑参诗”[15],显然错了。

(本文节选自拙著《唐诗正本——大数据视域下的唐诗新考》,2021年10月崇文书局出版。)

参考文献:

[1] 约斋编著:《字源》[M],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976页。

[2] 张忠纲《唐诗三百首评注》所引《吴郡志》此段文字,“黄河入海流”中的“入”为“北”(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390页)。但《吴郡志》明毛氏汲古阁刻本、清嘉庆戊寅年守山阁刻本、四库本均为“入”,不知“北”字所据何本。

[3] (元)马端临编撰:《文献通考》[O],四库本,卷202第7页。

[4] (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O],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书林杨氏归仁斋刻本,卷8第15页。

[5] (明)张景春撰:《吴中人物志》[O],明隆庆四年(1570)刻本,卷7第14页。

[6] (清)王士禛撰:《池北偶谈》[O],四库本,卷17第19页。

[7] (宋)司马光撰:《温公诗话》/(宋)左圭辑:《左氏百川学海》[O],民国丁卯年(1927)武进陶氏涉园景宋本,庚集4第5页。

[8] (宋)司马光著:《温公诗话》/(宋)左圭辑:《百川学海》[O],明弘治十四年(1501)华珵刻本,第5页。

[9] 司马光比沈括只大12岁,属于同时代人。那段话最先出自《温公诗话》还是《梦溪笔谈》,尚难定论,姑且按作者年龄认为《温公诗话》在前,也可能有更早的出处。

[10] (宋)洪迈撰:《容斋随笔》[O],宋刊本,卷15第3页。

[11] (明)李维祯撰:《山西通志》[O],四库本,卷104第18页。

[12] 傅璇琮著:《唐代诗人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页。

[13] (清)管世铭撰:《韫山堂文集》[O],清光绪二十年(1894)读雪山房刻本,卷8第9页。

[14] 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21页。

[15] (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O],四库本,卷13第49页。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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